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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曾问邓小平:这么能干为何老当二把手

核心提示: 在为邓小平做翻译那个时期,对施燕华而言挑战性最大的一次应属1980年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担任翻译。法拉奇的那次采访,问答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

在为邓小平做翻译那个时期,对施燕华而言挑战性最大的一次应属1980年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担任翻译。法拉奇的那次采访,问答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

施燕华说,法拉奇的问题很尖锐,再加上话题都是当时国内、国外比较关注的,所以她所受的精神压力很大。

正式开始提问,法拉奇一上来就说毛泽东,她说以前她到中国,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这次她从饭店到人民大会堂这里,就只看到一幅。她问:“以后你们还会在天安门保留毛主席像吗?”我觉得来者不善。法拉奇连续发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我当时感到这次采访很敏感,我感觉邓小平好像是有所准备似的,听她问了这些问题邓小平很愿意回答,侃侃而谈,好像很愿意通过她让外面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是有些嘀咕,而且我们领导也说,要是她有些问题问得太出格的话,让我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给缓一缓。后来我发现用不着,因为邓小平也挺喜欢这种针锋相对、单刀直入的提问,两人的交流,气氛还是很好的。我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地忠实翻译。谈到12点多时,邓小平提出还可以再谈一次,约她再谈,她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蹦了起来。

第二次谈话还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后来法拉奇就慢慢引到那个赫鲁晓夫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我看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好,就那么照直翻译了。另外我也知道邓小平的个性,他不喜欢很平淡、没有什么棱角的问题,他希望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思考,激发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他对记者一点不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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