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邓小平向胡耀邦嘱咐,哪些人不能重用?

核心提示: 自本刊1997年第4期报道邓小平一份珍贵手稿的发现以来,社会各界反应强烈。人们不仅从邓小平留下的亲笔提纲中,更深人地了解到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思想源头,而且也为这一珍贵文物的发掘故事所吸引。

自本刊1997年第4期报道邓小平一份珍贵手稿的发现以来,社会各界反应强烈。人们不仅从邓小平留下的亲笔提纲中,更深人地了解到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思想源头,而且也为这一珍贵文物的发掘故事所吸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再次走访了著名学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的组织者之一于光远先生,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有关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形成的情况。

又意外找到邓小平三次谈话记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春夏,于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谢绝了众多的约稿,专心致志地做自己保存的文件整理工作,进行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研究,写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长文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对那段历史作了详尽的追忆和深入思考。这期间,他又意外地找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胡耀邦、于光远等的三次谈话记录。这无疑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面对这三次谈话的记录稿,于老既感欣慰又多少有些遗憾。欣慰的是,记录稿忠实、准确地记下了邓小平在起草讲话过程中的前后思路,保留了邓小平自己对讲话的指导思想、主要观点和谋篇布局的意见。

可以说,记录稿的发现,为解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历史性文件形成的文献学问题奠定了基础。说到遗憾,于老告诉我们,当时是随听随记,句子记得不完整,而且记的速度比较快,以至有个别的字今天分辨起来相当困难。此外,因为是自己的记录,不作传达之用,所以用纸也很随意,并缺少时间、地点等正式记录所应具备的“规范”性要素。

其中第二次谈话的后半部竟记在一张拆开的海外友人来信的信封上,而邮票后来不知被什么人剪掉了,以致记录稿被开了个“小天窗”。

但不管怎样,这三份谈话记录稿的发现,对研究邓小平讲话的形成,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中,于光远讲到了这三次谈话的经过。根据于老的回忆,是胡耀邦带他去邓小平那里,由邓小平当面向他布置起草任务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要他组织起草工作的。三次谈话都在邓小平家里进行,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在场。

于老在1997年9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大家所坐的位置:邓小平坐在一张大书桌后面,胡耀邦坐在他右侧离他最近的沙发上,于光远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其他几位起草者并排坐在他左侧的靠背椅上。几次谈话大家都是这样坐的。谈到这里,于老还说了一个细节:邓小平的书桌上摆着一只台式电子钟,因为是第一次见到,他颇感新奇,而且有些纳闷:电子钟显示时间的一面不是面对主人,而是面对客人。

第一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是1978年12月2日,记录稿大约1600字:。这个谈话是邓小平在准备把他写就的“讲话提纲”交给于光远的时候,就“提纲”内容所做的讲解。

一开始,邓小平说:“讲过了,与外国人讲过。”这大约是指此前他同日本、美国客人的谈话。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11月26、27和29日分别会见了日本民社党访华团、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和日本公明党的竹人义胜。在这一系列谈话中,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表明,中国要改革,“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并介绍了中共中央目前正在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讲到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以及为什么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就外界广泛议论的纠正冤假错案问题作了说明。显然,由于有了这些谈话,邓小平对在大会上要讲些什么的思路已经很明晰了。因此他对起草者说:“究竟讲什么,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上一页 1 23456下一页
相关阅读
关键词: 胡耀邦 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