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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的权力何以能迅速超越周恩来与刘少奇?(3)

核心提示: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和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身上。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而且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刘少奇。

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

高岗在发言中指责薄一波在农村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薄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

高岗还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

据高岗的秘书回忆说:高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稿,是我们几个人参加起草的。高岗说,讲话要站得高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财经会的第二天,毛主席在报告中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我们在起草高岗的讲话时,注意到了与毛主席讲话的一致性,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刘少奇右倾。这个稿子拿出来后,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笔者1999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同志谈话记录。)

高岗在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认说: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虽然起因是新税制风波,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要解决党内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认识问题。在贯彻总路线这个大的方向问题上,毛泽东既不允许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许高岗等向左偏。所以,当看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处于既不好公开为薄一波解围,又难以驾驭会议局面而两难时,毛泽东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

陈云于8月6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新税制的结果是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会议上发言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本来毛泽东搬来的“兵”起到了预定的效果,会议气氛起了变化,高岗也应当有所收敛。但在8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仍然对薄一波进行指责。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的会议结论稿。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薄一波表示他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此时高岗站起来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泽东则打断高岗的话说:你的态度也不好。

 “三月名单”事件

高岗还不顾毛泽东的禁令,在这次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传播“三月名单”。

关于神秘的“三月名单”事件的由来,有着不同的传说版本。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写道:“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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