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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的权力何以能迅速超越周恩来与刘少奇?

核心提示: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1949年6月,刘少奇同高岗、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资料图)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随着朝鲜战局的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与政务院平行。因此,高岗的地位更为特殊。所以,也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次奉调进京,对于47岁的高岗而言确实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高岗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西北到东北,偶尔路经华北,高岗在中国版图上的活动轨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三北”。虽然高岗在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高级职务,但高岗在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没有驻京而在大区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岗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来到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此时的计委已经是一个编制1225人、内设16个厅局和一个直属处的庞大机构,确实是兵强马壮。

高岗居住的东交民巷8号,一时间成了京城人们关注的要地。

 新税制风波

一场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使高岗的权限进一步加大。

新中国的税制,是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的方针于1950年初制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日渐显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将新税制阐述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毛泽东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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