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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王震多次想为丁玲“摘帽”为何都不成功

核心提示: “王震部长多次想为丁玲的‘不幸’解决问题,他曾于1960、1961、1962连续3年批示合江农垦局转告汤原农场写申请,为丁玲、陈明摘帽。这三次申请报告都是我起草后经党委讨论上送的。1960年的申请上送后,未见批复,我问当时任场党委副书记的王文同志是何故,王文说‘上级不同意’。

丁玲 资料图

1999年10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刊有署名陈徒手的长文《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以下简称《在北大荒的日子》)。1999年初,作者曾将这篇文章的初稿送我看过,并征求我的意见。1999年1月15日和19日他两次来访,我指出了文内的一些重要情节与我所亲历的相左,并向他详细介绍了有关事实的真相以及我和丁玲与北大荒农场职工干部友好相处的经历。但是,正式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将我所提供的实情与他掌握的材料相印证,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相,对此我不能不感到十分遗憾。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看清当年云遮雾罩的历史背景,我就我所知,对文章中涉及到的几个重要问题做如下补充和订正。

何来丁玲“下放到北大荒,王震不要”?

《在北大荒的日子》写丁玲下放北大荒的过程,小标题是《下放到北大荒,王震不要,结果还是通过黑龙江省委》。 我的亲身经历却恰恰是:王震亲口同意,亲自安排,并且始终给丁玲以关怀。

1955年末,丁玲无端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文坛既不容我们,我们决心离开文坛,离开北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埋头苦干,从头革命,党该不会拒绝的。同时我们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1958年3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我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3月15日我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

我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大约是5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同志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我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同志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同志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 ”当天晚上,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

时隔不久,6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853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安排下,1958年7月初,丁玲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过了一年,大约是1959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我,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 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我们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 “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又过了一年,1960年底,王震同志把我们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我们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我们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20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我们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我们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我们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病房。邵荃麟同志当着我们的面对王震同志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我们深深体会到王震同志的用意和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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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王震 丁玲 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