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商鞅之痛:朱镕基在经济改革中困局重重(4)

这一次,他的报告中说:“有人提出,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我1991年到北京来。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有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朱镕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主动地申明自己的立场并且能够直言不讳,是不多的。凡是读过京城流传的“万言书”的人,都会联想到,朱镕基的这一番话,有可能是在婉转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考验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1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300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即朱镕基所说“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按照朱镕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12月16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朱镕基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在1997年元旦、春节、“七一”、“十五大”跌下来很不好,晚跌不如早跌,所以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朱镕基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

现在朱镕基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0.9分(1994年为5.5分;1995年大约3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30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20%,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55%。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28.6倍。这一年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40%、个人所得税增长了46%,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200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1979亿元,每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20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5000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1028亿元;1995年1510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50%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国家的财政状况同时也是国家的安全状况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本文摘自《沉浮》,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上一页 1 234下一页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