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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痛:朱镕基在经济改革中困局重重(2)

朱镕基是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当中的中坚分子。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52%。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从三年半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的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不错,其结果也值得自豪。第一,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61%,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30%;1995年,17%;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2%。第二,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1200亿元。那时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1424亿元;1995年,590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800亿元,后来发到1000亿元。朱镕基解释说,“因为农业大丰收,没有收购资金”。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200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800亿斤,1996年年初是400亿斤,现在快到900亿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现在95%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所以朱镕基说:“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流露出他的不能轻松的心情。令他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重复建设。他说,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中央政府原本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现在,朱镕基承认,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1/3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的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坚决地主张一个项目也不上。他说:“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对重复建设的痛心疾首,于实际的情形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还没有把握。他只能声明自己的“一刀切”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在于商量而非指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镕基是目前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具有年产3000万台彩电的生产能力,其中1/3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发现,的确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很快便将占有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然而他对“长虹”的总裁说:“你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

“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又不得不为重复建设说话。办中国的事情,无论怎么“才自清明志自高”,总是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他极少参与那些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场合,比如为英模题词、听道德报告之类,也极少将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连连扯扯。比如有人认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并且严厉警告,国有企业的比重连年下降必会带来政治的危险,所以不容姑息。我们细检朱镕基的言谈,就看不到类似的话。

这一次,他的报告中说:“有人提出,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我1991年到北京来。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55%,合作制36%,这两个加起来,91%,私营和外资不到10%。1995年,国有制工业34%,乡镇企业合作制36%,私营个体“三资”占30%。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有没有危险?我说没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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