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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革命到启蒙

原标题:“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革命到启蒙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资料图)

引言

“红卫兵—知青一代”,指的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和“新三届”,即1966~1968年间的高中、初中和小学应届毕业生,特别以其中的城市人群为代表。限于主客观条件,本文主要谈“红卫兵—知青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

迄今为止,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多个历史时刻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了特殊的历史角色,多次成为历史的亮点,从1960年代(文革初期)到1970年代(四五事件),再到1980年代(启蒙运动),直至今日,从而显著地区别于他们之前、之后的其他世代。

这里的“代”或“世代”(generation),并非指一般以二三十年为间隔、自然延续的祖—→父—→子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分享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时代精神的年龄段相近的人群,西方社会理论称为“文化世代”(cultural generation)。“文化世代”以重大社会事件或历史运动为代际划分的标记,例如中国近代以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因此,有时属于某一自然年龄段的人物,却可能具有上一个或下一个“文化世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世代”是观察历史进程、剖析社会变迁的重要角度。中国最早选取这个角度的是鲁迅。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晚年曾打算写一部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以此反映中国近60年来的社会历史。这四代是章太炎一代,鲁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和冯雪峰一代。文革结束后,著名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区分了六代知识分子,在鲁迅拟讲述的四代之后,又提出了“解放的一代”和“红卫兵的一代”。

未来一二十年,将是“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公共领域的最后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本文打算在李泽厚的基础之上,从“文化世代”的角度,以知识分子为焦点,透视这一代人的生平和性格思想。

这应该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五代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

宏观地看,迄今为止,我们仍处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大周期内,因为近代以来,“应对西方资本挑战”这个总主题始终没有完成,始终没有改变。

晚清以来,面对这个挑战,曾国藩(生于1811年,下同)、胡林翼(1812年)、左宗棠(1812年)、李鸿章(1823年)等“洋务一代”,提出的第一种应对方案是“中体西用”,其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到东亚的时代,以传统皇权—官僚阶级的制度文化吸纳、统摄、驾驭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这是一项既空前也绝后的历史任务。面对西方挑战,“洋务一代”的感受是十分沉痛的。胡林翼目睹西洋火轮溯江而上,迅疾行驶,曾变色呕血,几至坠马,不久即死于军中。李鸿章则将西方挑战概括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曾、胡、左、李等均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儒家教育,身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中,从科举士子进身为封疆大吏。他们的“中体西用”方案如获成功,将是自西汉董仲舒、北宋程朱以来,儒学的第三次大综合,东亚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也将改写。但是,甲午战败断送了这一综合的尝试,也使中国古典文明趋于解体,由此引发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1858年)、梁启超(1873年)、谭嗣同(1865年)等“戊戌一代”,与孙中山(1866年)、黄兴(1874年)、蔡元培(1868年)、章太炎(1869年)等“辛亥一代”年龄相近,他们同样在洋务运动的时代环境中成长,初步学习了西洋科技知识和政治学说,并共同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只是由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案,即改良与革命,并且由于历史变革的进程总是先吃药(保守疗法)、后开刀(激进疗法),先改良(体制内调整)、后革命(体制外造反),因此,“自然世代”相同的人群便分别属于前后不同的“文化世代”。但是,“改良”和“革命”却殊途同归,都是无果之花——“戊戌一代”的变法不过百日,“辛亥一代”在革命成功后也迅即被边缘化。两个文化世代都未能成功建立攘外安内的有效模式。

依托少数精英的方案——不论是封疆大吏(洋务),还是科举士子(戊戌)或留学生(辛亥)——不能奏效,动员广大群众的方案便呼之欲出。而要执行这样的方案,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动员,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成了中国现代史绕不开的下一个环节。

陈独秀(1879年)、鲁迅(1881年)、李大钊(1889年)、钱玄同(1887年)等“五四一代”,成长于清末新政的开放环境中,大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学兼中西。他们面对辛亥之后、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乱相,痛感于换汤(制度)不换药(人心)的现实,致力于对人心、意识、国民性的根本改造。这种对国民的意识形态动员,影响了他们之后的“革命一代”,即毛泽东(1893年)、蔡和森(1895年)、周恩来(1898年)、瞿秋白(1899年)、彭湃(1896年)等早期共产党人,他们的确是“五四一代”的继承者,是“五四之子”——1971年11月,暮年的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仍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革命一代”早年接受新式教育,成长于民国初年的乱世,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中探索,并身体力行。这是真正原创性的一代,只有他们才建立了有效模式:列宁式政党、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等。毛泽东等作于东南,成于西北,先在江西,后在陕北建立了新国家的雏形。他们从无到有、开天辟地、文韬武略。正是通过“革命一代”创建的模式,中国才走出了近代困境,实现了国家独立和统一,建立了现代国防和工业体系。晚清以来,几代人一直在摸索应对挑战的有效模式,洋务、戊戌、辛亥等均各领风骚、各具光彩,他们的摸索最终完成于“革命一代”,在他们手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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