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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主人曾走马灯似地换,都无法号令天下?(3)

张作霖进入北京时,打着“讨赤”的旗号,将苏联支持的南方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称为“南赤”、“北赤”。这固然是他向帝国主义列强讨要援助,并扩大自己地盘的一种手段,同时也反映出对人民革命的仇视。奉军进京时,处处表现出胡匪作风,奸淫掠抢无所不为,北京警察不敢干涉。几十年间京城的老人们每忆及此,无不对“张大帅”属下的恶行痛骂不已。

张作霖入京后,便搜捕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率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是一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晨,根据张作霖的命令,奉军侦缉队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这批军警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同时捕去李大钊等20多名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从临刑时拍下的照片看,李大钊泰然自若,一代英烈浩气长存!

在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原来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不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又与之对立。于是张作霖索性由自己出面,组织自称代表中国的政府,只是没有用“总统”名义。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到长江流域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命奉军向武汉进攻。但是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反攻下迅速溃败,4月27日武汉北伐军进占驻马店,5月7日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占了潼关。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开始与奉军对峙。奉军在各方面的夹击之下,不得不狼狈退出河南。此时此刻,张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不过进入6月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之间,冯玉祥与这两个政府的矛盾又突出起来。1927年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

张作霖此时却不买账,为了稳定北方,继续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决心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登上中国政府的最高宝座。为此,从6月11日开始,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直系的败将孙传芳、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将领举行会议,讨论了“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推选政府的最高统帅问题。

原来同奉系打过仗、这时因对国民革命军作战失败而被迫投靠的孙传芳为表忠心,首先按照张作霖的意图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

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的一致赞同。张作霖见参加会议的人一致推举他为大元帅,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

会后,孙传芳等7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其所辖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与此同时,张作霖发出了“讨赤”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联合。

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这个就职仪式,显得格外冷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孙传芳、张宗昌、张作相等人向他行了三鞠躬。这位“大元帅”算是上任了,马上在怀仁堂发布了任命令,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同时发表了9个部的总长名单,并发布了军政府的“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根据这个“军政府”的所谓组织令规定:“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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