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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陈永贵为何辱骂胡耀邦是“狗X的”?(3)

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一切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

“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但是老实地说,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与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凤莲为事态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不知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让大寨的社员批判,于是求教于陈永贵,陈指点说:“你上去骂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浅薄粗俗之至,但是,当时某些评论说他与“四人帮”早有勾结,也实在是一个冤枉。

至于说他没有与“四人帮”对着干,即便属实,也无可厚非。以当时之情景,又有谁能“对着干”?自然不能以此对陈永贵大加指责。这一点,已由邓小平本人加以认定,他安慰陈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当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帮”的大寨,它与小靳庄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江青一手导演出来的一个专门作诗唱戏的村庄。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可以为邓小平的改革阵营所接受。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政坛激烈角逐的几种力量中,陈永贵更有可能属于华国锋的阵营。华的诞生地交城县,与陈的大寨相隔数百里,为同一省份。华国锋奠定自己最初基业的吕梁山,与陈的太行山也是遥遥相望,更何况这两个人又同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倾向,乃至种种利益攸关的细节,均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可谓同仇敌忾,同病相怜。

这在二人先后去职赋闲家居的时候,发展为一种至为真切的关怀。这种真情本来极为少有,而在这两个人中间却能至死不渝。大约八年以后,陈永贵终于病逝,华国锋闻讯甚是伤感。就在遗体将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们谁都不肯来表示一下悲哀,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时,唯华国锋一人蹒跚而入。他在离职之后几乎不再于公众中露面,现在却置身在一个死者身旁。青灯花影,絮语孤魂,昔日中国政坛上两个风云人物,生死两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有领先位置,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陈在家中逢人就骂的情形不久就传播开来,这引起华国锋的忧虑。他不希望这位农民政治家再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借题发挥,说陈永贵的不满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后来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投了赞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华的劝慰。

其实,华国锋无力阻拦的事,陈永贵更加无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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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胡耀邦 陈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