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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陈永贵为何辱骂胡耀邦是“狗X的”?(2)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

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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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胡耀邦 陈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