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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生命:1971年那封信的确非常重要

南方的暑热还未退尽,北方的政坛上出现了爆炸性的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而折戟沉沙。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邓小平幼女毛毛讲述:刚到江西来时的父母亲和奶奶。刚刚解除完全监禁的父亲显得苍老而瘦削(资料图)

邓小平幼女毛毛讲述:刚到江西来时的父母亲和奶奶。刚刚解除完全监禁的父亲显得苍老而瘦削(资料图)

步校小楼中父母亲的卧室,简朴而洁净。每晚睡觉前,父母要在这里看一两个小时的书。

步校小楼中父母亲的卧室,简朴而洁净。每晚睡觉前,父母要在这里看一两个小时的书。

冬天的江西真冷啊。全家就靠这一个小小的炭火盆取暖。

冬天的江西真冷啊。全家就靠这一个小小的炭火盆取暖。

11月6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

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100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80多人十分郑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

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件回到家里。

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除了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他要向毛泽东汇报他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此后,他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记得刚来江西时,对“专案组”人员,父亲曾说过:“我还会出来工作。”两年后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深信,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是会对这一要求进行考虑的。

父亲在这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及他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为了以后和中央的联系,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父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当时父亲并不知道他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地看到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其实并不知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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