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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抗日“最早大捷”:牺牲7人毙敌3500

历史真相是如何被淹没的

【战后,王德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和当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装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自卫军”相互争功,吵得不可开交。因为,补充团虽然实际上归共产党地下党领导和指挥,但名义上是归“救国军”领导,而开始建立补充团的一万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后李杜和救国军领导王德林、孔宪荣达成一致:都不公布这一辉煌战绩。而日军为了维护“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更是秘而不宣】

“镜泊湖连环战”毙伤日军数量,远比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大得多,甚至比“平型关大捷”还大,但如此大的战绩,为何当时未产生大的震动,且记载的资料也很少呢?

“这场战役真相是被矛盾和纠纷淹没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员张量说。

解放后,李延禄奉毛泽东之命回顾抗联四军历史,从1960年开始回忆、口述,历时19年,由著名作家骆宾基记录、整理,并于1979年出版了《过去的年代——抗日联军第四军回忆》一书。详尽叙述了“镜泊湖连环战”的战况:当时王德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和当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装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自卫军”相互争功,吵得不可开交。因为,补充团虽然实际上归共产党地下党领导和指挥,但名义上是归“救国军”领导,而开始建立补充团的一万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后李杜和救国军领导王德林、孔宪荣达成一致:都不公布这一辉煌战绩。

据张量和李刚介绍,1933年,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为助募捐,在广州以“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处”名义编印了《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为给自己脸上贴金,当时坚决反对对抗天野“万人大军”的孔宪荣,只字不提“镜泊湖连环战”,而是大力吹嘘自己在南湖头伏击日军的战绩。

而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维护“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掩盖天野部队在镜泊湖地区的重大失败,在编造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隐瞒天野部队曾到镜泊湖的史实。

敌我都不提这事,致使当时的人对这场战斗知之甚少、真实记录也不多。

1980年,中央领导要求编写东北抗联史。今年78岁的谭译,退休前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负责编写东北义勇军部分。他当时搜集材料时下的功夫比较大,对“墙缝”战绩曾与当地党史专家进行探讨。谭译说,当时他们认为不可能消灭日军几千,但也绝不是目前军史记载的100多人。作为“义勇军”部分的主编,谭译后来写的是比较笼统的“数百人或多人”。

按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描述:日军打扫战场时将日军尸体堆成三大垛焚烧,我们总计得到被烧毁的枪筒残品1500余件,给我们在宁安新建的兵工厂修理;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2000多支,装备了补充团的后备军。我军史专家称,按照日军军规,三八式步枪是天皇赐予,士兵只能人手一支。据此可见“墙缝”战斗日军伤亡至少3500人。记者在黑龙江省东宁文管所看到了国民救国军兵工厂在1932年的历史材料:“兵工厂第一批生产任务是修理宁安‘墙缝’战斗所缴获的三八枪1500支”,正面印证了李延禄的回忆。

此外,抗战期间先后任抗联五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中国抗联教导旅旅长的周保中在1960年所写的《东北人民抗日战争概括》中明确指出:“镜泊湖歼敌天野部队(7000人)”,并强调在此役中“救国军总部直属补充团起着骨干作用”。谭译认为,周保中在该战役结束不久就转入救国军,担任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广泛接触救国军官兵,尤其接触了李延禄和孔宪荣,因此该数字具有真实性,不夸张。

开国将军彭施鲁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抗联四军战士的军旅聊天,证实在1935年底,“补充团”未牺牲的老战士都能为歼灭天野部队作证。

“镜泊湖连环战”特别是“墙缝”大捷,从目前看,不但有修枪物证,有当事人、知情人的人证,还有战场民众代代相传的口述传承、战场遗址的地形地貌等各类史料的支持。

争议持续多年,探索没有停息

【“由于镜泊湖连环战役发生年代久远,加之东北抗日斗争开展初期历史背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当年亲历者多已辞世,所留下的文史档案资料又留散各处,所以澄清这一悬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有赖于近现代史、军史学界专家和海内外知情者共同襄助,特别是要注重收集、提供说明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多年来,关于镜泊湖连环战,党史、抗战史研究者的争议不断。“没想到这段用鲜血书写的辉煌战史,居然会引起后人巨大的分歧。”李延禄的孙女李戈说,李延禄的回忆并经考证的《过去的年代》一书,却被一些党史、史志工作人员视为“文学创作”而非“史实”。

在《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和《中共牡丹江市党的历史活动大事记》中对镜泊湖战役的记录均为:“抗击上田支队,歼敌七八十人。”最近,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们在目前编写的“东北抗联史”书中,对墙缝战斗仍然采用“抗击上田支队,墙缝战歼敌120余人,后面几场战役再次伏击敌人130人”的表述,但是同时加了备注,注明民间对此战役有不同意见。李延禄的后人和相关专家对此表示非常不满或不解。

1999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夕,时任《牡丹江日报》总编辑的高永新按照策划,带队沿牡丹江辖区进行“版图边缘行”采访。他们来到“墙缝战斗”发生地——东大泡子村采访时,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墙缝战史实的回忆叙述,同竖立在岩岸下江滩上的纪念碑文内容相抵触。

高永新说,当时已卸任的村老支部书记李宗福(时年62岁)多次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墙缝这仗,日军被打死上千人,碑文却硬说打死七八十人,那可是胡说瞎掰。”尽管由于史实认定大相径庭,高永新对这场战斗战果的叙述作了一个折衷报道,《牡丹江日报》1999年9月7日一版《血染“墙缝”花更红》报道中,以谨慎的态度,大胆采用这次战斗的参加者猎户李长发“歼敌千余人”的说法。由此引发了争议。

“从此,我对‘镜泊湖连环战’历史真相开展了艰辛的采访求证。”高永新在随后近8年的调研考察中,遍访了当年战争亲历者的后人,研读了大量的史料,不断地寻找证据,并在2006年牡丹江市委主办的《今日牡丹江》杂志第3、4两期连续发表上万字《中国抗战史研究中一桩亟须澄清的悬案》的文章,证明李延禄关于镜泊湖连环战的回忆基本属实,并且再次呼吁:“由于镜泊湖连环战役发生年代久远,加之东北抗日斗争开展初期历史背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当年亲历者多已辞世,所留下的文史档案资料又留散各处,所以澄清这一悬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有赖于近现代史、军史学界专家和海内外知情者共同襄助,特别是要注重收集、提供说明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在战事发源地的牡丹江市,还有原《牡丹江师范学报》主编张克、牡丹江市博物馆和烈士纪念馆研究员黄强等于2005年在《牡丹江日报》《牡丹江社会科学》发表《镜泊湖连环战的墙缝之战是大战还是小仗》和《镜泊湖连环战》,说明此战“歼敌数千人”真实可信。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谭译说:“当时到实地考察了墙缝一代的地形,听了很多当地人的反映,觉得历史记载的墙缝战斗日军死伤七八十人的说法,没有真实反映战况。这件事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的心结,我们也反思,应该坚持消灭日军几千人的说法。”

《镜泊湖大捷之谜》作者之一的李刚,长期从事政法工作,非常重视完整、有效的证据考证。在历时8年的调查中,他聘请了日本人野田先生(化名)在日帮助查找相关资料。根据日军史料记载,天野旅团在“镜泊湖连环战”后的方正战中只能充当督战和收容角色;天野旅团在关东军中地位下降,4月被调到后方维持治安;天野旅团战力仅相当一个大队等等,都间接证实了天野旅团经过镜泊湖连环战后的一蹶不振;日军参谋本部于连环战几天后的4月5日,先向关东军增派2个师团、后又增派1个师团,间接证实了关东军在镜泊湖连环战中确实出现兵力大失血;第二师团提前撤回日本仙台市时独无天野旅团的身影、日关东军高层销毁1932年军事情报和命令文档,以及其后处置了包括天野在内涉案的1名中将、3名少将,不但撤职,而且勒令退役,凡此种种,进一步坐实了镜泊湖连环战确实给予天野部队伤筋动骨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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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捷 抗日 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