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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为新欢令警卫将发妻赶出门

陈辛仁(1915——2005),广东普宁县人,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的左翼作家,笔名辛人。1938年夏在新四军任职,皖南事变后,历任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新四军(兼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9月被委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芬兰大使。1959年回国后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外交部党委委员、北京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陈辛仁身后,曾出版43万字的《陈辛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除去革命历程外,内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自己的婚姻悲剧。

1935年,陈辛仁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一年后生一女婴。此时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宝鸡担任地下党的工作。组织上曾承诺,等房纪的工作一脱手,可立即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分别几个月后,陈辛仁曾接到薛暮桥夫妇从大后方带来的一封陌生人写的短信,说房纪很快就可以回到他身边工作了。之后,由于战事倥偬,上面几次说尽快发电报将房纪调到军部来工作,但前前后后有三四年时间,都没有兑现。其间,陈辛仁还收到过房纪的四五封来信,等到皖南事变后,就再也得不到她的消息了。

书中回忆,就在陈辛仁为妻子焦虑不安的时刻,让他更为丧魂失魄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军政委饶漱石见到他,谈话中突然明确地劝他“另外结婚”,并支支吾吾地说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很可笑,自己是已有妻室的人了,组织不是已经承诺要调房纪来军部工作了吗,为什么还提什么“另外结婚”?直到这时,饶漱石才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要知道,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就被人家调到他的办公室担任秘书职务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听到这里,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猛烈地击中了陈辛仁毫无准备的思想。但他还不清楚,抢走房纪的究竟是什么人。

就在这次和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一封通信地址为“陕西新华书店转何凯丰交王茜”的信,信后面的署名是“王茜”。信的内容是简单的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这时,陈辛仁才清楚地判断,这个改名换姓叫王茜的房纪,找到的是比她大12岁的何凯丰。不久,陈辛仁又得知,凯丰还无情地抛弃了与其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而且还是命令警卫员把她给赶出家门的。

再来看看凯丰此人,读读毛选,可看到有他好几处名字。1906年出生的凯丰原名叫何克全,江西萍乡市人,是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历史上,凯丰不止一次反对过毛泽东,长征途中,作为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曾讥讽毛泽东是靠着“孙子兵法”打仗;遵义会议上,凯丰还鼓动博古不要交出党中央的“挑子”。红军长征结束后,凯丰不但认了错,还更加紧跟党内公认的领袖毛泽东。但在七大期间,由于代表反对,凯丰落选,没能进入七大中委,以后在党内的地位也因此逐步下降。建国后,他先后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在红军长征的漫漫征途上,曾从艰难险阻中冲杀出英勇的34名女红军干部,廖似光就是其中之一,她与凯丰也是经历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26对革命夫妻(包括长征到达瓦窑堡时结婚的)之一。

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1911年4月出生于惠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秋,她的家乡来了共产党,还是童养媳的廖娇参加了学习,开始读书识字,懂得革命道理。1929年初她加入了共青团,在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此间她认识了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的何凯丰,1930年二人结为革命伴侣。1931年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时,透过国民党统治区的深重黑暗,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谐音,改名为“似光”。1933年秋,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廖似光也调往中央苏区。从上海到瑞金,需要跋山涉水,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为了轻装从简,廖似光忍痛把她新生小女儿送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医院,从此杳无踪迹。1934年4月,她任江西中央苏区团委巡视员,同年5月,经胡耀邦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已经怀孕四五个月的廖似光也被编入干部休养连参加长征。挺着大肚子行军的廖似光,由于路途过分颠簸疲劳,又缺少食物,怀孕仅7个月便早产生下一个小男孩。为不拖累队伍,廖似光把心一横,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为了革命,这是廖似光失去的第二个孩子!

西安事变后,党组织派她和邓颖超一起组成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武汉代表团,投入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武汉失守后,她随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迁往重庆。1948年8月,廖似光以“劳协”常务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随后她随大军一路南下,在1949年4月武汉三镇解放后,负责筹建武汉市总工会。1949年9月在叶剑英同志主持的“赣州会议”上,廖似光被任命为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筹备处主任。1952年9月广州市总工会正式成立。此后她历任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78年,她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一直到1988年离休。正如叶剑英对廖似光的高度评价,她是一位“难得的南征北战的工农兵女干部”。

作为一个从枪林弹雨闯出来的女人,为了革命,为了丈夫,曾作出过如此巨大的牺牲与付出,廖似光对于丈夫凯丰移情别恋与薄情寡义,其愤懑与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的一个红小鬼,延安时期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的李耀宇,曾亲眼目睹过廖似光的愤怒与发泄。他在个人回忆录《一个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闹离婚闹出流血事件”一节中有过如下记述:凯丰的妻子廖似光……长得高大健壮,杨家岭的“小鬼”,私下里喊她“穆桂英”。而王茜则身矮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

李耀宇书中说,作为中宣部研究员的王茜,是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他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再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才日久生情的。为此,凯丰与廖似光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厉害。一天,李耀宇正好看到“穆桂英”拿着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里面。凯丰问“你干啥来了?”廖似光大喊:“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着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则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了出来。李耀宇回忆,后来凯丰与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时,十分冷清,无人前去祝贺,王茜就这样悄悄搬进了凯丰的窑洞。等到1943年李耀宇离开中宣部到枣园时,25岁的王茜已生下了一个男孩。

不过,与建国后位至广东省第四届和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的廖似光相比,王茜后来的人生命运,显得是那么悲惨与不幸。陈辛仁书中回忆,文革期间,他从外交学院造反派专门设置的“专案组”成员口中得知,凯丰后来又有了新欢,为了再娶新欢而抛弃王茜的时候,他曾散布过“房纪已经死亡”的谎言。但此时的房纪,已被孤零零地抛弃在关外沈阳,早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间,当专案组成员前去向她询问前夫陈辛仁的历史情况时,她两眼直视前方,旁若无人地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吗?我准备去开党代会去了!”房纪后来患了癌症,死于1971年4月,终年刚及52岁。房纪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当地居委会和邻人的帮助下,她的骨灰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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