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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忧虑文革这一遗产被修正?

核心提示: 我对《水浒传》阅读与研究的主要观点,已写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书评》所刊拙文《〈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里。

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正在热播,因写过《水浒传》名物的文史随笔(中华书局结集为《水浒乱弹》),在看电视剧同时,也读了孙述宇的《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我对《水浒传》阅读与研究的主要观点,已写入2008年11月30日《上海书评》所刊拙文《〈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里。孙述宇尽管自称“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基本仍属于历史学的方法。他所杂糅的文学性路数,无非试图再用小说为史料来证成其论点,反而缠夹进鸡与蛋循环论证的怪圈。他的结论是,《水浒传》作为一部“强盗书”是“曾经由强人讲给强人听的”,讲述者就在当年逼上梁山的“强盗”中。他花费大气力与大篇幅索隐梁山英雄报国与南宋民众抗金的关系,但其《导言》却不得不坦承:“并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连南宋忠义人是否参预其事,也尚待忠义人心理为证。”作者还认为,小说中宋江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与南宋历史中岳飞的遭遇如出一辙,故而大胆推断,“宋江就是岳飞的投影”。但覆案其考索,仍缺乏说服力,终不免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之感。如其所说,《水浒传》“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长久的岁月里合作出来的成果”,那么,在其成书的漫长过程中,投射进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民众抗金史实,似乎也是毋庸词费的。总之,孙书只是把余嘉锡、王利器与张政烺等首创性论点具体细化而已,在实质性考证上未见有突破性推进。

当然,在对《水浒传》的各种解读中,“强盗书”之说不妨聊备一家之言,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如毛泽东,在其前期与晚年,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就大相径庭,判若两人。

毛泽东说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107页)就普及率而言,《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也许要超过《红楼梦》——《红楼梦》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相对而言,《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具平民化的特点。

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读《水浒传》,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水浒传》的自我定位,终其一生,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耽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李锐认为,《水浒传》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9页)。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泽东》24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辑67页)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陈晋《毛泽东之魂》147页)为此,毛泽东由衷激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喜民《魂系中南海》92页)他还对薄一波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帅得很好。”(《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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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毛泽东 文革 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