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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老婆如何栽在“乡下女人”手里?

核心提示: 1月13日,万冰如带着晋生、范生,由高宗武的学生曾资生陪同,到码头搭船,留下来充当人质的3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到码头相送。万冰如抵达香港后,陶希圣立刻发电报给汪精卫,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

“高陶事件”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

“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战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 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给还留在抗战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以深刻的警示:求和之路,就是死路!

本书作者陶恒生系陶希圣之子。他在书中把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与自己的亲身见闻结合起来,将整个“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并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绘了抗战时期作者一家人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

1939年8月,日本扶持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六大”。重庆方面随即发布通缉令,而陶希圣的名字却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致使汪精卫及日本人对他大为猜疑。同时,在所谓的“和平”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的抵制态度,更把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10月20日,陶希圣在写给女儿琴薰的家信中表示:“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陶妻万冰如从信中判断,陶希圣已有脱离上海的打算。11月25日,她果断决定,带着5个儿女前往上海。用陶琴薰在《我家脱险的前后》一文中的话说,“我们便决定将全家大小6口性命搬到上海换父亲出来。”

万冰如抵达上海后,立即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为住在愚园路汪公馆里形同软禁的陶希圣提供了搬出汪公馆的合理借口。12月26日,谈判结束,双方决定于30日正式签字。陶希圣当晚回到家里,万冰如警告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陶希圣称病不起,躲过了签字仪式。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在杜月笙、万墨林的秘密安排下逃离上海,两天后抵达香港。1月12日,已经购买13日船票准备带领5名子女冒险离开的万冰如,得知自己和家人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只好请求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见面。关于这次会见,万冰如在晚年自述中是这样介绍的:

汪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来吗?”

我答:“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

……

我说道:“事不宜迟,我自己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他返身上楼,拿2000元送给我。

汪夫人问:“你怎样去法?”

我答:“带两个小孩一同去。3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另外带一个学生去。”

这一下子陈璧君也放心,她说道:“你的大孩子,我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我起身告辞,汪氏夫妇送我到大门口。

1月13日,万冰如带着晋生、范生,由高宗武的学生曾资生陪同,到码头搭船,留下来充当人质的3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到码头相送。18岁的琴薰站在码头大哭,万冰如在船上扶着栏杆对哭。

万冰如抵达香港后,陶希圣立刻发电报给汪精卫,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精卫和陈璧君以为陶希圣回心转意,对他的三个孩子看管不严。在杜月笙的代表万墨林的策划下,将陶的三个孩子秘密送上意大利邮轮。

就在陶家兄妹登上轮船的同一天,由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函,连同《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在香港《大公报》及国内各大报刊公开见报。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更是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摘编自《高陶事件始末》)

求和之路,就是死路

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实为我5000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的。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亦史无前例。虽石敬塘、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我全民族在抗倭战争中,那股拼命的精神,是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所能想象于万一也。这实在是当年日寇侵华,太狂妄、太无理,所激发出来的敌忾之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抗战八年,说穿了就靠这股气维持下去的。

汪精卫不是个笨人。据说,汪氏于1939年12月30日,在签署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密约时,曾潸然泪下地说:“他们要我签,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这话也是大家要说的“老实话”。汪氏知道他这一签署行动是“卖国”。但是他也知道,中国之大,也不是几个甘心做汉奸的人,可以“卖得了的”。但是他一失足成千古恨。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

我也记得,当年报上所载,那位原来颇有点名气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后被牵上法场枪决时,那种恐惧和瘫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卒读。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希圣一手介绍给汪精卫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极重民族大义的夫人,和两个在抗日爱国的情绪鼓舞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来者。他们坚决反对他做汉奸,终于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终能名节双全,是如何的难得。

(唐德刚/文,摘编自《高陶事件始末》)

责任编辑:陈诚